《实验日记》:

    新的思维方式已经触动了土著精英的神经,看来具备实施大规模思想实验的基础。

    借由“财经会”的平台和“苏轼”的影响力,我将进一步挑战朝廷的防守底线,看看改革是否有自上而下的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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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深思熟虑一番,李长安让钱韦明赶紧搬回太学,趁机炒热事态,把新的研究方法传播开去。

    “那我留下一个兄弟,万一有事,也好有个递信儿的。”钱韦明还是有点良心的。

    留下一个最小的,韦明把韦汉、韦唐、韦元带走了。

    钱家家大业大,汴京城里不单有宅子,还有商铺和酒楼。他们安顿了住处,就直接杀到了太学。

    此时,太学也正热闹。

    人们议论纷纷,说钱氏韦明还没考上进士就四处讲学,这是要走江西王安石的路子。

    大家伙羡慕异常,到底是家学渊源,拿出点东西来就能惊世骇俗。

    文章传播的很快,连学正手里都有一份。

    这种纵向对比,横向解剖式的数据分析,已经超出了大家以往研究经义的惯常思维。

    宋人是喜欢求新求变的,一种新的思路出来,大家也想借鉴,然后搞点自己的研究成果。

    文人想要在圈子里立足,有几条道路可选。

    其一,天生奇才,如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轼一般。你写个诗、作个词,能受万人追捧。

    其二,你懂经义,不但会考试,还会辩经,能像章惇、周敦颐、王安石那样,写一部自己的四书新解。

    这两个方向极其艰难,一个是生下来有就有,另一个是别人说你有你才有。

    还有第三个方向,就是谁能创新性的发表出来治世之良策。

    从国朝第一位宰相赵普开始,宋代的相公就必须是搞治国的战略家。登台拜相的前提,那就是能写一份让皇帝和朝廷重臣都非常认可的“某某疏”。

    比如范文正公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、韩琦的《论备御七事奏》、王安石的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。

    现在,钱韦明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。